“跳舞是一种信仰”  《舞林争霸》和舞者的故事

舞蹈圈流传着一句玩笑：《天鹅湖》上演了，你是其中一只鸟；《吉赛尔》上演了，你是其中一个鬼。人们记得的是，《白毛女》拼了《吉赛尔》，《天鹅湖》拼了《唐吉诃德》，中国传统舞蹈的比赛形式决定，“舞者是谁？谁都记不住。”

27岁的段婧婷曾是上海芭蕾舞团的领舞，她对舞蹈的记忆，首先来自牙膏的味道。

十八年前段婧婷考进上海舞蹈学院学跳芭蕾舞，封闭式训练7年。每天早上上课之前，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舞蹈团的体重秤很特别，是拨两的，一两一两地拨：“谁重了一两，就罚站，超过几次就算旷课。”

饿的时候，段婧婷就和同学们偷偷藏零食，把零食藏在有拉链的娃娃、枕头里。每次都会被老师翻出来，藏几包就去操场罚跑几圈。

“不敢藏零食了，就吃牙膏，也不会发胖。不同口味的牙膏我们都吃过，吃出经验了：草莓味的好吃。”段婧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金宇倒是想吃就吃。他26岁，从2000年到2013年，他的体重从180斤长到了240斤。在180斤的时候，他想跟朋友们玩街舞，朋友不带他，因为太胖了。他一再央求，朋友玩笑说：你一星期之内把倒立练出来，就带你玩。金宇果真在一星期内练会了倒立。

金宇的人生有三大梦想，第一是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为此频频在各大电视台相亲节目中亮相。但女朋友这个梦到现在还没实现。另外两个梦想都与跳舞有关：“我想让人家知道我金宇跳街舞很厉害，我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房，有自己的团队。”后两个梦想，他都实现了。

2013年2月，段婧婷和金宇出现在了东方卫视一档名为《舞林争霸》的舞蹈真人秀节目中。节目的原版是美国版舞蹈真人秀《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你认为你能跳舞，那就来吧！），引进版由东方卫视与《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灿星合作。

“简单、原始本能、跳出自己”，节目模式被浓缩为10个字，导演徐向东认为，冲着这10个字，就值得为50万英镑的版权费埋单。

中国舞蹈家协会活跃着五千多名舞者，他们大多是来自“体制内”，而更多的“体制外”舞者，则不可计数。

舞者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舞蹈学院的学生，从小平均要花7年时间学练基本功。大部分时候，舞者只是歌手身后伴舞的舞群，各大晚会的背景墙。

借由原版的影响力，中国版在舞蹈圈“一呼百应”，中国舞蹈家协会还专门为它下发了“红头文件”，请各舞蹈团配合舞者的选拔。沉寂良久的舞者们，也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我胖，我摔不疼”

金宇最初学跳舞，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喜欢；后来，他跳舞是为了“争口气”，“证明胖子也能跳舞”；再后来，他想“推广街舞文化”，让更多人加入；但现在，他的舞蹈工作室因为学员稀少，正面临倒闭。 

金宇跳街舞有自己的风格，他称为“hitting style”，撞击风格。简单来说，就是跳跃起来，再身体倒地，用全身击打地面：“你和瘦子比倒立，你比不过人家，你和人家比体力、比耐力，也比不过。我胖，我摔不疼，那我就比撞击。”

金宇最初迷上街舞，和他的第一个梦想有关：“街舞嘛，很炫，跳出来可以让很多女孩子喜欢。”

2000年，全国的女孩们都在迷恋一个叫H·O·T的韩国组合，安七炫领衔的几个二十多岁“花样美男”跳着韩式街舞一出场，就会引来疯狂尖叫。家住上海的金宇和几个喜欢踢足球的朋友一起，模仿H·O·T组建了一个组合，开始学跳街舞。

那时，中国还没有几家专门教街舞的舞蹈工作室，金宇就和朋友们从网上下载国外的视频跟着学。广场、银行门口、小花园都是他们练舞的场地。常常会遇见各路“身怀绝技”的舞者，一个单手倒立厉害，另外一个旋转功夫不错，大家就一起斗舞。

后来跳舞是为了争一口气。家里亲戚都嘲笑金宇，说他这么胖，跳不出来的。金宇成长于单亲家庭，一手将他带大的父亲也不支持他跳舞。

“胖子也能跳舞的，我要证明给他们看。”金宇一边跳舞，一边打工，布丁店、专卖店、麦当劳他都做过，但每份工作都干得不长，他在那几年换过六七份工。换工的原因是：这些店里总会放音乐，金宇趁领导不在、顾客也少的时候，在店里跳两下。这让人觉得，他不专心工作，也容易开小差。“其实也不是大幅度地跳，只是律动一下自己的身体。”

下了班，他继续练舞。上海新天地内的一家商场成了他固定的练舞场地。那里有一个长长的室内走廊。他一个人在那里，戴着耳机练舞摸索，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过路人总会投来嘲笑的神情，他也不理会。“我内心总是有个声音，我要厉害，我要强，我要战胜嘲笑我的人”。

2005年，他的撞击风格在上海的街舞圈已经小有名气。那年他和另外九个玩街舞的朋友，组建了一个组合，取名“Groundsoul”，灵魂地板。这是一个纯粹的斗舞组合，他们和不同的舞团斗舞，参加街舞大赛，大家定下规矩：不商演，因为“商演会把我们的梦想搞垮”。

两年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感地带”全国街舞电视挑战赛中，Groundsoul组合获得了华东赛区第二名。自卑的胖子金宇变得自信了。那时跳舞在他眼里，已经从“战胜看不起自己的人”，变成了一种热爱，还带着一些使命感，“推广街舞文化，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好日子”却随着组合成员一个个地离开发生了变化。十个人，有的出国，有的做销售，有的是公务员，各奔前程。“大家对跳舞失望了，它既不能带来名，也不能带来钱。”金宇说。获奖后的Groundsoul在一些演出商的邀请下，承接了一些演出，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出场费并不足以覆盖一个组合的日常开支。2009年，组合解散。金宇放弃跳舞，收心做起保安。

有时，他会向同事秀秀自己的街舞。一名保安大哥看完后，连连摇头：“你跳舞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跳？你傻呀？”

“是啊，我跳舞跳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放弃？”金宇又一次回到每天下班后疯狂练舞的日子。这时，“跳舞已经变成了一种坚持”。

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感地带”全国街舞挑战赛中，金宇获得了Breaking一对一对抗赛全国第二名。也在这一年，他参加了第一季《中国达人秀》，身手灵活地跳了一段舞，台下评委高晓松双手举起大拇指：“你极大地为我们微胖界争了光。”

开舞房的计划在金宇的心里一直都在，父亲反对之下，他只好把计划一推再推。

2012年7月，一个在房地产公司做会计的朋友辞职了，他也是Groundsoul组合的一名成员，是父亲眼中“靠谱的人”。两人合伙租了一个120多平米的房子，办起了一个舞蹈工作室，沿用曾经组合的名字，专职当起了街舞老师。工作室投资30万元，搭档掏15万，剩下的15万是金宇父亲借外债借来的。

舞蹈工作室还单独为聋哑人开设街舞培训课，这些课程是免费的。“很多聋哑人喜欢跳舞，但没有一个舞蹈工作室能接纳他们。他们跟正常人跳舞的时候，会退到很后，他们心里很孤单，很自卑的，这种感觉我知道。”金宇说。

舞蹈工作室竞争激烈，Ground-soul又不太会宣传，来学跳舞的人少之又少。街舞老师的工资还得照开，还有租金、水电气费，这让工作室面临关张的危险。当金宇将舞蹈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他碰壁了。

2012年底，微胖界金宇被节目组找到，参加《舞林争霸》。节目组一共邀请了两百多位舞者参加节目，四位评委杨丽萍、金星、陈小春、方俊，只要三位同意通过，舞者就会进入下一轮比赛。第一轮选拔出了一百多位选手。

他目前已经成功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假如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走到最后，金宇们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是：去拉斯维加斯，和原版的胜出者同台表演，并能得到一纸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商业合约，甲方是灿星公司。

“分分钟被取代”

跟金宇不同，段婧婷最初学舞是“为了妈妈”。妈妈家有两姐妹，都喜欢跳舞，但家里的条件只能让一个孩子学舞，外婆让年幼一些的姨妈去了。姨妈现在还在搞舞蹈。让女儿跳舞成了妈妈梦想的延续。

在上海舞蹈学院七年，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体能训练，早上训练三小时，中午吃饭一小时，下午训练四小时。如果被选中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去比赛，训练强度就会翻倍，四个老师盯着一个学生练。

跳舞渐渐变成了“为荣誉而战”。2002年，段婧婷被学校选中，代表中国参加“芭蕾舞界的奥运会”，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大赛”。为此她准备了四个月。每天重复练踮脚、旋转、绷腿、大跳、变奏。“那时候用的是磁带式录音机，整盘磁带就录一首歌，老师把磁带放进去，不按暂停，就不停地放。一遍跳完以后，马上跑回去准备第二遍。一盘磁带放完半小时，休息十分钟，再倒回到开头，就这么反复地来。”

那一年，段婧婷拿到了最佳新人奖。评委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小选手的评价是：“她有惊人的技艺。”在纯“技术”方面，很少有外国舞者能超越中国的舞者。

2003年，张继钢导演的原创现代舞剧《野斑马》开始了全球巡演。段婧婷被选为领舞，在舞剧中扮演一只金丝雀，随剧前往澳大利亚进行首演。

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表演前一天，段婧婷和舞者们整天待在艺术中心内彩排。第一个大跳，第二个大跳，第三个大跳时，她踩到了舞台边缘，栽到台下，左手手腕的骨节凸了出来。最初以为只是脱臼。

半夜两点，段婧婷觉得越来越痛，等送到医院，才知道手已经骨折了。

第二天晚上，《野斑马》首演。当段婧婷从医院出来，左手打着石膏，绑着绷带回到演出现场时，她成了观众席中的一员，台上的“金丝雀”换成了临时顶替上来的一位群舞演员。

“像我们这样的小舞者，分分钟被人取代。”她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幸运的是，受伤没有影响段婧婷之后的舞蹈生涯。那年毕业，她进入上海芭蕾舞团，从金字塔底——群舞跳起，三年后成为领舞。

在段婧婷眼里，“体制内”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只要每天完成规定好的日程，把今天跳的这几个八拍跳好就可以了。

那段时间，“跳舞成了一种惯性，团里、宿舍，两点一线。”她说。

在2013年3月10日的《舞林争霸》中，评委金星（上图）与方俊因对一名舞者的不同评价而起争执，金星愤怒离席。 （《舞林争霸》节目组 供图）

一号表情，二号表情

“一号表情是哭，二号表情是笑。训练时，老师就打着拍子，喊着一号、二号，我们的表情就在哭和笑之间来回切换。有些人只会一号表情，就是咧嘴笑，有些连笑也不会了，只会木着脸，因为不需要笑，只需要跳整齐就可以了。”

坐在练功房外几张方桌拼成的休息室内，朱洁静给南方周末记者讲解着在歌舞团当群舞演员时的表演。朱洁静今年27岁，是上海歌舞团的首席。这支歌舞团走出了黄豆豆。

同段婧婷一样，朱洁静也毕业于上海舞蹈学院。1999年她被老师选中，参加来年的“桃李杯”，表演舞蹈《评弹女》。曲目是老师挑的，“那时候没有任何想法。我不喜欢《评弹女》也不会跟老师讲。老师要我跳，我就一定要把它跳好，花一年时间，把技术磨到滚瓜烂熟、万无一失。真的是一根筋的想法。”

直到2004年出演舞剧《霸王别姬》，主演虞姬，她才发现舞者不止有“一号表情”，跳舞可以寻找个性，“我表达开心的方式和你一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第一次霸王牵虞姬的手。导演赵明告诉朱洁静一个大概：霸王扶你手的时候，你手要抽出来，躲开他的手。手应该怎么抽？是往旁抽，还是往上抽，导演并没有告诉他。

“虞姬没有被男人碰过手，她又不反感这个男人，一定不是讨厌地抽，不能抽得太快，而是害羞。”她反复琢磨这种分寸感。

2013年朱洁静收到《舞林争霸》节目组的邀请，参加《舞林争霸》。

“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回来……”歌声渐隐，朱洁静背对着舞台，双手交叉环抱住自己，指尖缓缓爬过皮肤，越搂越紧。孤独、寂寞、盼望、失望，所有的情绪全在指尖的流动中传递出来。《舞林争霸》现场，朱洁静的这个舞蹈叫《等待》。“你就是个尤物！”表演结束，评委杨丽萍激动地说。

朱洁静还在“体制内”寻找个性，段婧婷最终选择离开了“体制”。

段婧婷喜欢跳现代舞，那是一种“身体自由的舞蹈”，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你想表达的。而且一段现代舞，一百个人看可能会有一百个故事。但在芭蕾舞团，她跳现代舞的愿望无法实现。

2009年，段婧婷从上海芭蕾舞团辞职，在香港芭蕾舞团待了一年，参与两个舞剧的创作，然后又回到上海，成了一名舞者个体户。

2011年7月，她和几个朋友策划，在上海商城办了一场名为“上海jungle（丛林）”的现代舞专场。靠朋友介绍朋友，有900人前来观看。那场演出分为上、下半场，由八个短现代舞组成。

段婧婷压轴出场，一段独舞。借助多媒体交互效果，她双手一舞动，手下就会荡起波纹，她一直挥舞，脚下就会浮现出上海的城市景观图，她就站在水和图之间。“我的迷茫和坚持，全在这支舞里。”

这是一场不赚钱的演出。赞助是朋友的关系拉来的。段婧婷计划将演出做成“现代舞的时装周”，每一年表演一次，做创新的现代舞演出。

“刚开始肯定是要烧钱的。但我相信市场是要培育的，如果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东西了，也不用你再去找钱了。”她隐约觉得，“现代舞市场会跟当初的话剧市场一样，会起来的。”

“一切为了造星”

不管他们曾经为了什么而跳舞，也不论他们曾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到了“舞林争霸”，就是“我最大”。

《舞林争霸》导演徐向东把原版的这个理念称为“革命性的”。

舞蹈圈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话：如果《天鹅湖》上演了，你是其中一只鸟；如果《吉赛尔》上演了，你是其中一个鬼。它反映了中国传统舞蹈比赛的形式：《白毛女》拼了《吉赛尔》，《天鹅湖》拼了《唐吉诃德》。“舞者是谁？谁都记不住。”徐向东说。

原版“舞林”开播于2005年，至今播出了九季，获得七次艾美奖“最佳编舞奖”。第一季播出时，超过1000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是那年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真人秀节目。

“造星”是这档舞蹈真人秀的关键词。它的创始人西蒙·福勒和奈吉尔·莱斯格，也是《美国偶像》的创始人。

2004年，《美国偶像》第三季海选，来了一位长相滑稽、唱歌走调、五音不全的华裔选手孔庆翔。他说自己在大学时曾因唱瑞奇·马丁的《怦然心动》而获奖，所有人都喜欢他。评委西蒙·考威尔听完他唱的歌后，哭笑不得，语带讽刺地说：“你不会唱，你不会跳，你叫我说什么好呢？”

“我已经尽力了。我完全没有遗憾！”这句话改变了孔庆翔的命运，他出人意料地成了那一季《美国偶像》的明星，“歪调歌王”红遍全球。

孔庆翔的走红道出了福勒和莱斯格“偶像”系列的“秘密”：“我最大。”

同样是跳舞，“桃李杯”、“荷花奖”、“CCTV电视舞蹈大赛”比的是专业，挑的是“跳得最好的舞者”。“我们要选的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舞蹈明星。”徐向东说，《舞林争霸》一共13期，至今播出了5期，前5期收视率维持在1.6%左右。

在这场“造星”运动中，舞台、灯光、造型、镜头，方方面面都参与其中。

原版“舞林争霸”造星模式的核心，被中国版导演徐向东概括为“简单、原始本能、跳出自己”，他认为“冲这十个字，就值得为50万英镑的版权费埋单”。 （CFP/图）

《舞林争霸》的舞台很简单：一堵墙、一块地、一个舞者。

《舞林争霸》之前，徐向东还执导过两个跟跳舞有关的节目：《舞林大会》和《舞林盛典》。前者是“车轮大战明星秀”，明星和明星之间的比赛；后者则是世界各地舞蹈大赛冠军与演艺界明星的同场竞技。两个节目都有类似的“卖点”：看明星。它们不是一个真正属于舞者的舞台。

明星的舞台是华丽的，各种灯光、特效齐上阵。《舞林争霸》不同，参赛者是一群平凡的舞者。“舞台要简单，舞台还要小。舞者就在舞台上放大了。”华丽的布景放到了舞台下面。“就像一个古代青铜器，它有点脏脏的，有点破旧。但是追光打在它身上，它装在一个玻璃框里，容纳它的是豪华的博物馆。”徐向东称这样的安排为“镜框作用”。

为了“造星”，讲故事“非常重要”。舞者讲故事“有天然的优势”。“他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弱势吗？这里面就有太多故事可讲，因为他们太想翻身了，弱势就转化成了优势。”

节目组广泛地与选手聊，聊他们的人生经历，对舞蹈的看法，然后要求他们把这些经历融入自己的舞蹈，不跳《白毛女》，不跳《天鹅湖》，用舞蹈把自己想说的话跳出来。

舞蹈也不搞专业分组。街舞、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各种舞种的舞者混在一起跳。前期自选舞蹈，后期还将打乱他们的专业，比如让跳街舞的跳民族舞，跳芭蕾的跳拉丁舞。

二十多台摄像机从各个方位、不同角度捕捉舞者的动作、表情，台下观众席，四位“导师”金星、杨丽萍、陈小春、方俊的反应。剪辑时，与传统舞蹈比赛不同，舞蹈不是镜头里的惟一，画面在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导师”、整体与局部特写之间切换。“一切为了造星”。

“第一步喜欢你的舞蹈，第二步，记住你的样子和与评委对答的方式，第三，有感于你的人生经历，观众对这个人的记忆是立体的，舞者就很容易跳出来。”徐向东总结。

一位叫孙科的舞者穿着一身素色服装，走上舞台，脚上蹬着一双黑色高跟鞋。

音乐响起，他将高跟鞋脱下扔掉，挑起了一段现代舞：频繁地挥舞、旋转、跌地动作，不时出现旦角的舞蹈元素。伴随一声尖叫，他扯碎了上衣。舞蹈尾声，他伸出手，想去触摸什么，另一只手把他拉了回来。

“它表现了我内心的纠结。”表演结束，他告诉评委。孙科是一名来自成都的反串舞者，为了生计，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酒吧反串跳舞，一场反串舞跳下来，他的收入是200元，而普通舞者的收入是30至50元。

“人们愿意花几千块钱去看一场演唱会，花几百块钱去看一场话剧，但真的很少有人愿意花一两百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来看一场舞蹈。”朱洁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收益好的“体制内”舞团领舞收入是每月5000元，首席收入是每月10000元，这已是舞团里代表“最高收入”的一群。

“我一辈子都会跳舞的。只是我心中一半的舞蹈是商业的，我需要用舞蹈去赚钱；另一半的舞蹈是纯粹的，是我自己的，有钱也买不到的，这个尺度我自己把握。”孙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金宇的表述方式是：“跳舞是一种信仰。”

对于《舞林争霸》，徐向东还有更高的期待：“推动舞蹈的产业链，改变舞蹈界的生存状态，也改变这些舞者本身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