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两个字作为定语时，通常都会带给我们一种骄傲，比如中国制造、中国功夫。而这两年，和“中国”搭配出现的字眼中，颇为引人关注的一个词，是“中国大妈”。从2013年4月的“抢金”热潮开始，“中国大妈”就成了外媒视野中的一股强势力量。《华尔街日报》因此为她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汇——Dama。

与外媒表现出的猎奇不同，大妈们在国内得到更多的是争议，而这种争议在广场舞的推动下达到了顶峰。俗气、扰民……一些年轻人看着在广场上跳着“最炫小苹果”的大妈们，目光中尽是讽刺、不解。

“她们知道别人怎么看她们，但能怎么办呢？只是很无奈罢了。如今‘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成了不少脱口秀的包袱和笑料，这种污名化居然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硕士王芊霓是最早发言替大妈们正名的研究者之一。

今年4月，她发表了一篇名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的文章，记述了她在河南调查广场舞的详细情况，并从历史变迁和社会条件方面探寻了广场舞流行的原因，指出大环境缺乏包容性和同理心的问题，在学界和社交媒体上都受到广泛关注。

2014年，王芊霓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广场舞是一种“心灵按摩”

2013年初，成都的夜晚还带着些许冷意。王芊霓旅行经过这座城市，被当地的美国朋友拉去了一块神秘的空地，“夜幕中，大概七八十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几乎占满了那块空地，大家边绕圈边跳舞。”这位美国朋友对这种群体活动很有兴趣，还带着一点羡慕，“因为在美国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当时王芊霓正在为硕士论文的开题烦恼，出于人类学研究的敏感，她感觉这也许是个不错的题目，“如果广场舞真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那么催生这种特色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现实是什么？”

王芊霓选择的是河南省的一个非省会城市，“城市中等但变化很快，原住民会为了学习和工作去大城市，同时也会有外来移民来这个城市定居，新区的建设也形成了新的邻里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很有代表性。”2013年6月，她顺利进了一支广场舞蹈队，“因为学过8年舞蹈，所以不少阿姨都愿意和我跳。”

真正让王芊霓感受到广场舞“厉害”的，是一次不小的尴尬。一次，有位领队请她帮忙排队形。“有个阿姨个子很高，在队伍中会显得有些突兀，我就把她的位置调整了一下。她当时非常生气，直接离开了现场。”后来，王芊霓专程买了水果，登门向这位阿姨道歉。交谈中，王芊霓体会到，广场舞在这些阿姨的心目中绝不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中老年，尤其是退休后的女性对舞蹈团体非常依赖，因为广场舞为她们塑造了一种社交氛围。”而轻易改变她们在舞队里的位置，就很有可能让她们觉得侵犯了她们的社交地位。

王芊霓用“第一代孤独母亲”来解释这种社交依赖。在她调查的6支广场舞队伍中，三六九等的人都有，有银行职员、公务员、老师这样的上班族，也有打零工者、家庭主妇等，但她们几乎都面临着家庭、社会剧烈变迁所带来的孤独感。“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大多只有一个孩子，在她们刚刚步入中年时，就要开始面临独自一人在家的情况，丈夫为了更高的收入外出工作，孩子为了更好的教育外出读书。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她们对一种替代型社会关系的诉求。”王芊霓说，“加入广场舞队，弥补了她们长期空缺的社交关系。”60岁的吴雨花是一家无线电厂的退休工人，丈夫常年在广东打工。在跳广场舞以前，她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总觉得自己家庭、性格不如别人。但是在跳了一年广场舞后，她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乐观了，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更和谐了。“她通过舞蹈队重塑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也就改善了她的社会关系。”

王芊霓在调查中还发现，大妈们在广场舞团队不仅找到了归属感，更找到了一种向上的力量，“一个叫蓝色海岸的舞蹈队，有这么一条不成文规定，她们绝不讨论家长里短，只讨论如何使家庭和谐的秘籍。”

在相处过程中，王芊霓也参与到了她们广场舞以外的生活：一起去河边玩，唱KTV，吃大排档，甚至还被拉入了两个广场舞的QQ群，“它甚至比广场上的那个‘江湖’还要精彩。”在那里，舞友们会对着家里的摄像头跳舞，而群里的其他几百个人就会同步欣赏和点评。

不论是线上和线下，广场舞都像是“群体的独舞”，她们做着整齐标准的动作，形成最有纪律的组织，排解的却是最个人、最私密的孤独。“广场舞是一种疗愈孤独的方式，满足了她们对人际沟通和情感共鸣的强烈愿望，正如一种‘心灵按摩’。”王芊霓说。

2015年1月，中国大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体育场跳广场舞，为国足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庆祝。

她们需要“被观看”

在这些大妈们看来，广场舞不仅益于身心健康，更是一件“性感”的事。美玲是舞团里的红人，她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深知女性“期待被看见”的心理。她经常会和舞友开玩笑，“你看某某男观众又来看你了”，舞友们听到这种话都非常受用。

“她们和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同，对异性、对展现女性美的渴望也没有减少，只不过已为人妻人母，她们要掩藏这种渴望，或者通过合乎社会期待的方式去疏导这样的欲望。”王芊霓认为，广场舞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期待和个人欲望的角力下最好的权衡。她发现，不少人是从跳交谊舞转向跳广场舞的，其中部分人就是为了规避成为“坏女人”的风险。王芊霓说：“有一位阿姨，本来是跳交谊舞的，但是她老公说交谊舞太容易跟人‘跳跑’了，最后无奈只能来跳广场舞。而参与这种公众舞蹈，她们可以免于被贴上危险的道德标签。”所以，大众才会看到她们穿着鲜艳的短裙，俏丽的高跟鞋，在广场上扭动着身体。“就像学者格尔茨描述的巴厘岛上的男人如何通过斗鸡展现他们的阳刚气质，中国的中老年女性也在通过广场舞展现着优美的女性气质，从而实现认同和愉悦感。”

对性别认同的渴望，为什么以这种集体而又充满仪式感的形式迸发呢？王芊霓认为，如今在广场上跳舞的女性，她们大多经历过中国“去性化”时代，在她们成长的日子里，女性被要求衣着要像男人一样宽松；而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对于女性的审美逐渐偏向柔美和性感，广告宣传中的女性形象不停刺激着她们也去追赶这种流行。历史的压抑与当今商业社会的推动最终促成了大妈们想要抓住流行的尾巴，在广场上展现自己的女性之美。

最令王芊霓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玉洁的领队跟她讲述的故事。玉洁做领舞5年了，她的队伍一般晚上7点准时在广场开跳。后来，她们的“粉丝”全都转去看别的表演，舞队就解散了，因为“没人看咱跳了”。“女性经常希望通过他人，不论是异性或是同性的关注和认可来确认自己的美。”王芊霓说，“这一点是全世界女性都追求，比如英国，有很多老年人钟情于摩登舞蹈，这与社会对老年人的行为期待也有差异，却没有遭致污名。而在中国，大妈们却成了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这真的提醒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社会的包容性。”

当下这个消费时代，刺激着中老年女性追求性感的渴望，却又试图抑制或者剥夺她们追求性感的权利。这正是王芊霓对现状的概括。

她们在个性化和自我追求上更加勇敢

王芊霓是个时髦的“85后”女孩：栗色的头发，刘海梳得整齐服帖，化着淡淡的妆，走在香港街头很容易得到 “靓女”的称赞。她的同学描述她是个春风一样的女孩，说到感兴趣的话题会手舞足蹈。然而，在面对记者时，王芊霓却表现得相当防备，总是在完全组织好语言后，才滴水不漏地给出答案。她把这种防备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自己曾做过两年记者，熟知媒体圈一些“低素质”的行为；二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研究对象的隐私。

这个如此谨慎的人说到大妈与广场舞时，却总是会忍不住激动起来。最近王芊霓收到一些反馈，认为她是从一个辩护者的角度替大妈发声，并不符合一个研究者应该有的“局外人”的身份。面对这种质疑，王芊霓说：“我的导师关宜馨对我说：‘对你的研究者充满同情没有错。’几乎所有的人类学研究都有着‘为弱者发声’的色彩。而大妈们恰恰是不掌握话语权的弱者。”

在王芊霓心目中，这群大妈是最具包容心的人，“她们很欢迎年轻人加入，她们也知道有些人会对她们指指点点。但她们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变得消极。”王芊霓说，大妈们并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她们也会考虑到噪音问题、空间占用问题，比如挨家挨户去听音量大小从而保证住户的清净，或者是带着蓝牙耳机跳舞、去立交桥等嘈杂的地方跳舞。

对于大妈的国际形象，王芊霓认为是媒体渲染和大众有色目光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人看到大妈们在莫斯科红场和巴黎卢浮宫前跳舞的报道，说大妈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些评论者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事实上，不论是投资黄金还是跳广场舞，大妈们在个性化和自我追求上表现得比那些人更加勇敢，这也是为什么她们在外媒报道中，成为中国代表的原因之一。

王芊霓清楚记得，2014年5月她回访几位之前采访过的“大妈”，她们笑着问她：“你看我们像他们说的大妈吗？”“这看似一种无奈的接受，但也是一种微弱的反驳。”王芊霓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环球人物》记者 余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