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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礼崩乐坏和诸子乐舞观

舞蹈界 郑州舞蹈学校 2022-04-19 07:43:32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日渐衰落,诸侯争做霸主,礼乐制度已无法维护,奴隶社会的历史大厦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
         
一、礼崩乐坏,
        春秋时期,随着各诸侯国力量的壮大,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衰落,由分封制度奠定的政治关系也遭到破坏。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争夺土地,历史就在争霸拉锯战中向前发展。春秋晚期,宗法分封制度基本已经瓦解,政权从周王、诸侯、卿大夫、陪臣逐层下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西周时期确立的礼乐制度也逐渐松懈。礼崩乐坏就是这一时期典章制度受到冲击的社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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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礼崩乐坏,孔子曾经对季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季氏是春秋末期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贵族,他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打破老规矩,用了设置为64人的大型乐舞,这相当于天子的待遇。以当时的礼乐制度来看,在用人规模上是天子八佾(八人为一行,叫一佾,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卿、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季氏僭越礼乐制度的行为引起孔子极大不满。,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礼乐制度的衰落不仅仅是社会外部的变化,还有礼乐本身的问题。魏文侯曾对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魏文侯每次欣赏雅乐就止不住要打瞌睡,再往后,齐宣王一听到雅乐这个名称,就吓得变颜变色。可见“雅正之声”已不得人心。,
       
二、诸子乐舞观,
        春秋末期社会秩序开始崩溃,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士阶层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在战国时代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流动的群体。他们批评时弊,阐述有关社会、人生的观点,并通过传授、论辩等方式,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儒、墨、道、阴阳、名、法等诸子学说,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道家、墨家对乐舞均有各自鲜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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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家乐舞观,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对乐舞的认识奠定了儒家乐舞观的基础。礼规定了社会中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异,乐则在等级社会中发挥调和的作用。礼、乐协调配合,就能保持社会安定,达到统治者“揖让而治天下”的政治目标。,
        儒家认为乐舞是一种道德实践,可以疏导和节制人的性情,由此成就品德,完善人格,因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儒家的乐舞学说中,强调了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教化功能,强调了乐舞在人之内心修养方面的陶冶作用。,        《论语·八佾》记下了孔子对文舞代表作《大韶》和武舞代表作《大武》的评论,他认为:《韶》舞,“尽美也,又尽善也”,而《武》舞,“尽美也,未尽善也。”两者都是美的,但显然对武舞的思想内容的“未尽善”,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师,但宣扬的毕竟是武力,这在主张仁义礼治的儒学看来,就不合尽善的政治理念。孔子之后,“尽善尽美”就成了儒家学派对乐舞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他在论述《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提倡“温柔敦厚”,不赞成过分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也成为儒家对艺术的基本观点。,
       
2 道家乐舞观,
        道家学派以自然为人类理想的极至,认为天地自然不但隐含着至上的真理,同时也显现了“大美”。文艺的目的应该通过对自然的领悟和回归,以达成对“万物之理”的体认和对现实人生的超越。道家推崇人的自然性情,认为只有真性情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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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将“平淡”看作是自然性情的极至。《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庄子·刻意》云:“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因为宇宙自然是以其无目的性来成就整个世界的,所以,只有平平淡淡,才能接近“道”的本体——“无”。自然的另一层含义是老子所谓的“大巧若拙”,认为艺术创造的极至是要在外在形式上达到不露人工的痕迹,要显出天然朴素的风格,“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但道家从根本上强调清净无为,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就反映了乐舞让人迷失本性的根本观点。,
       
3 墨家乐舞观,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完全反对乐舞。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奢糜铺张,无限制地习演礼乐,以及为追求官能享受而大肆组织歌舞表演的社会状况,墨子提出了“非乐论”。

,        墨子认为,制造乐器必然厚敛于民,乐舞演出必然运用大量青壮年男女,会影响生产。而乐舞者不仅不劳动,还需“食粱肉,衣文绣”,从而进一步加重人民负担。同时,乐舞欣赏必废君子听治、贱人从事。,
        墨子“非乐论”还针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鼓吹的礼乐。儒家所鼓吹的“乐”是与祭祀和典礼所用之“礼”相匹配的。这样的礼乐是统治阶级分清上下尊卑关系的礼仪服务,愈来愈繁复,不断增加繁文缛节。因此,他在《非儒》中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其乐逾繁,其治逾寡”。总之,墨家从根本上反对乐舞行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日渐衰落,诸侯争做霸主,礼乐制度已无法维护,奴隶社会的历史大厦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

         一、礼崩乐坏


        春秋时期,随着各诸侯国力量的壮大,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衰落,由分封制度奠定的政治关系也遭到破坏。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争夺土地,历史就在争霸拉锯战中向前发展。春秋晚期,宗法分封制度基本已经瓦解,政权从周王、诸侯、卿大夫、陪臣逐层下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西周时期确立的礼乐制度也逐渐松懈。礼崩乐坏就是这一时期典章制度受到冲击的社会表现。

        关于礼崩乐坏,孔子曾经对季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季氏是春秋末期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贵族,他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打破老规矩,用了设置为64人的大型乐舞,这相当于天子的待遇。以当时的礼乐制度来看,在用人规模上是天子八佾(八人为一行,叫一佾,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卿、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季氏僭越礼乐制度的行为引起孔子极大不满。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礼乐制度的衰落不仅仅是社会外部的变化,还有礼乐本身的问题。魏文侯曾对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魏文侯每次欣赏雅乐就止不住要打瞌睡,再往后,齐宣王一听到雅乐这个名称,就吓得变颜变色。可见“雅正之声”已不得人心。

        二、诸子乐舞观


        春秋末期社会秩序开始崩溃,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士阶层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在战国时代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流动的群体。他们批评时弊,阐述有关社会、人生的观点,并通过传授、论辩等方式,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儒、墨、道、阴阳、名、法等诸子学说,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道家、墨家对乐舞均有各自鲜明的观点。

        1 儒家乐舞观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对乐舞的认识奠定了儒家乐舞观的基础。礼规定了社会中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异,乐则在等级社会中发挥调和的作用。礼、乐协调配合,就能保持社会安定,达到统治者“揖让而治天下”的政治目标。

        儒家认为乐舞是一种道德实践,可以疏导和节制人的性情,由此成就品德,完善人格,因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儒家的乐舞学说中,强调了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教化功能,强调了乐舞在人之内心修养方面的陶冶作用。

        《论语·八佾》记下了孔子对文舞代表作《大韶》和武舞代表作《大武》的评论,他认为:《韶》舞,“尽美也,又尽善也”,而《武》舞,“尽美也,未尽善也。”两者都是美的,但显然对武舞的思想内容的“未尽善”,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师,但宣扬的毕竟是武力,这在主张仁义礼治的儒学看来,就不合尽善的政治理念。孔子之后,“尽善尽美”就成了儒家学派对乐舞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他在论述《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提倡“温柔敦厚”,不赞成过分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也成为儒家对艺术的基本观点。

        2 道家乐舞观


        道家学派以自然为人类理想的极至,认为天地自然不但隐含着至上的真理,同时也显现了“大美”。文艺的目的应该通过对自然的领悟和回归,以达成对“万物之理”的体认和对现实人生的超越。道家推崇人的自然性情,认为只有真性情才有价值。

        道家将“平淡”看作是自然性情的极至。《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庄子·刻意》云:“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因为宇宙自然是以其无目的性来成就整个世界的,所以,只有平平淡淡,才能接近“道”的本体——“无”。自然的另一层含义是老子所谓的“大巧若拙”,认为艺术创造的极至是要在外在形式上达到不露人工的痕迹,要显出天然朴素的风格,“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但道家从根本上强调清净无为,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就反映了乐舞让人迷失本性的根本观点。

        3 墨家乐舞观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完全反对乐舞。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奢糜铺张,无限制地习演礼乐,以及为追求官能享受而大肆组织歌舞表演的社会状况,墨子提出了“非乐论”。

        墨子认为,制造乐器必然厚敛于民,乐舞演出必然运用大量青壮年男女,会影响生产。而乐舞者不仅不劳动,还需“食粱肉,衣文绣”,从而进一步加重人民负担。同时,乐舞欣赏必废君子听治、贱人从事。

        墨子“非乐论”还针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鼓吹的礼乐。儒家所鼓吹的“乐”是与祭祀和典礼所用之“礼”相匹配的。这样的礼乐是统治阶级分清上下尊卑关系的礼仪服务,愈来愈繁复,不断增加繁文缛节。因此,他在《非儒》中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其乐逾繁,其治逾寡”。总之,墨家从根本上反对乐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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