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来自----《文艺研究》 2006年第04期，谢谢。,http://qkzz.net/magazine/0257-5876/2006/04/375198_3.htm,其五,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具有动作本质的特点及规律,但同时它又是独特的、鲜明的、具体的、生动的。它是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徽章”,是一个民族舞蹈动作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在民族舞蹈里,有的舞蹈动作相对运动幅度较大,成为舞者动感中心与集中部位,其视觉效果显著,这一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让人最容易分辨出民族特异性。如“手”是土家族的“摆手舞”的显要动作部位,单摆、双摆、回旋摆等摆手动作构成其显要动作。“脚”是彝族“左脚舞”的显要动作部位,踏跳是其显要动作。若按舞蹈运动幅度大小,可区分出显要动作部位、次显要动作部位、次次显要动作部位。在景颇族“刀舞”里,手腕、手臂翻转舞出刀花,同时,左、右脚呈现弓步等以配合手的动作。所以,“手”是显要动作部位,“脚”是次显要动作部位。傣族“腊条舞”因双手托住点燃的腊条,掏手、向外划圆等手部动作就成为显要动作,而起伏步、抬前脚、后屈腿等脚部动作成为次显要动作。观察显要动作部位与其支撑部位的角度可确定其运动幅度的大小。蒙古族“顶碗舞”其显动部位是头颈部,且稳定不动,头颈部的运动幅度为零度;而“筷子舞”的显动部位是上肢,上肢围绕躯干大幅度运动。没有一个民族舞蹈没有代表性的显要动作,这些显要动作在舞蹈里高频出现,让人无法忽视。,其六,舞动规律。舞蹈动作单独或组合运动,都可形成舞蹈动律,它是动作的枢纽。,通过对民族舞蹈舞动规律的分析,可使我们在舞蹈民族特异性的认识上获得本质的提升。每一个民族舞蹈动律存在的具体部位以及局部的或组合的运动特点是不一样的,如集中于下肢并具有下肢动作规律的有维吾尔族“多朗舞”,在它的动律中有快速的迈步或撤步的“滑冲”和膝部小屈伸的“微颤”。具有上肢动作加躯干动作规律特点的如蒙古族“盅子舞”,有手部绕圆动律以及身体横摆扭动律。在布依族舞蹈里,舞者上肢转体扭摆动作轻舒自然,手臂动作以环状和悠摆居多;下肢多为屈膝和盘腿,胯臀的扭摆和膝关节的屈伸牵动上肢,几乎是全身组合运动构成其动律。因此,舞动规律的多样化源于舞蹈民族特异性,若无民族特异性,舞动规律则统一而单调。,其七,技巧。无论怎样的艺术家,若不掌握技巧,就是最丰富的感情也无法很好地表现。技巧往往集中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并突出与强化以形成典型技巧部位与动作。,有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舞蹈技术方法与细节。从典型技巧部位来看,以头部为典型部位并发展出技巧动作的,如维吾尔族“盘子舞”中的顶碗技巧,突出表现头部的稳定性与平衡性;“赛乃姆”里的“移颈”技巧,主要表现头部的灵活性。以腰部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傣族“孔雀舞”里“躺身吃水”技巧;藏族舞蹈“热巴”中的“扭腰打点”、“弯腰击鼓”技巧;蒙古族“盅碗舞”里的“板腰”、“旋腰”技巧等。以上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土家族“耍耍”的“靠手”、“翻扇花留手”、“双晃手”等;蒙古族的“柔肩”、“耸肩”、“弹肩”、“甩肩”、“抖肩”等肩部技巧。以下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藏族的“堆谐”的脚下打点的踢踏技巧;彝族“跌脚舞”的“一边一脚”至“十二脚”,“单穿花”至“八脚穿花”等技巧。这些高超的技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舞蹈动作技巧的种类来看,各民族舞蹈技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朝鲜族舞蹈的“分腿跳跃”、“燕式腾飞”,突出了滞空高度。藏族“热巴”的“躺身蹦子”突出了高超的跳跃技巧,舞者甚至在跃起中还可以捡拾起物品。维吾尔族竞技旋转技巧也堪称一绝,“跪转”、“空转”、“掖腿立转”、“平转”,突出了旋转的复杂性与难度。这种高难的技艺,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反映出各民族舞者对舞蹈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定程度后的巧妙运用。,二、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将生态环境与文化相连并且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状况,这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下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⑩。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cultural core)(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的环境(土壤、气候等等)而发展起来,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的形成,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互动(11)。尽管文化生态学存在某种偏颇,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领域,两者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生态系统表现为环境及构成它的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12),因为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而以舞蹈作为核心,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当作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宏观、深入、多维地研究它们与舞蹈的交互作用与依存规律,这又是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舞蹈生态学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舞蹈是在自然、社会环境中造就、发展、改变的。以舞蹈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影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习俗等。民族心理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某民族特殊的社会化过程而世代相传。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果”。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等都可表现民族心理。驰骋、游牧于草原的蒙古族舞蹈体态略向后倾、眼望辽阔草原、肩部松弛自如、步伐稳健有力、动作大开大阖,表现出强悍骁勇的心理特质,以及以草原为美、为骄傲的民族心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舞蹈语汇可揭示该民族的典型心理特征。,,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团体表象”概念。他认为,一切来自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实际上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属于“团体表象”(1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意识即是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里,众人拉手、搭肩成圈,有节奏地踏步徐行,双膝微颤,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蹈,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全文来自----《文艺研究》 2006年第04期，谢谢。

http://qkzz.net/magazine/0257-5876/2006/04/375198_3.htm

其五,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具有动作本质的特点及规律,但同时它又是独特的、鲜明的、具体的、生动的。它是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徽章”,是一个民族舞蹈动作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在民族舞蹈里,有的舞蹈动作相对运动幅度较大,成为舞者动感中心与集中部位,其视觉效果显著,这一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让人最容易分辨出民族特异性。如“手”是土家族的“摆手舞”的显要动作部位,单摆、双摆、回旋摆等摆手动作构成其显要动作。“脚”是彝族“左脚舞”的显要动作部位,踏跳是其显要动作。若按舞蹈运动幅度大小,可区分出显要动作部位、次显要动作部位、次次显要动作部位。在景颇族“刀舞”里,手腕、手臂翻转舞出刀花,同时,左、右脚呈现弓步等以配合手的动作。所以,“手”是显要动作部位,“脚”是次显要动作部位。傣族“腊条舞”因双手托住点燃的腊条,掏手、向外划圆等手部动作就成为显要动作,而起伏步、抬前脚、后屈腿等脚部动作成为次显要动作。观察显要动作部位与其支撑部位的角度可确定其运动幅度的大小。蒙古族“顶碗舞”其显动部位是头颈部,且稳定不动,头颈部的运动幅度为零度;而“筷子舞”的显动部位是上肢,上肢围绕躯干大幅度运动。没有一个民族舞蹈没有代表性的显要动作,这些显要动作在舞蹈里高频出现,让人无法忽视。

其六,舞动规律。舞蹈动作单独或组合运动,都可形成舞蹈动律,它是动作的枢纽。

通过对民族舞蹈舞动规律的分析,可使我们在舞蹈民族特异性的认识上获得本质的提升。每一个民族舞蹈动律存在的具体部位以及局部的或组合的运动特点是不一样的,如集中于下肢并具有下肢动作规律的有维吾尔族“多朗舞”,在它的动律中有快速的迈步或撤步的“滑冲”和膝部小屈伸的“微颤”。具有上肢动作加躯干动作规律特点的如蒙古族“盅子舞”,有手部绕圆动律以及身体横摆扭动律。在布依族舞蹈里,舞者上肢转体扭摆动作轻舒自然,手臂动作以环状和悠摆居多;下肢多为屈膝和盘腿,胯臀的扭摆和膝关节的屈伸牵动上肢,几乎是全身组合运动构成其动律。因此,舞动规律的多样化源于舞蹈民族特异性,若无民族特异性,舞动规律则统一而单调。

其七,技巧。无论怎样的艺术家,若不掌握技巧,就是最丰富的感情也无法很好地表现。技巧往往集中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并突出与强化以形成典型技巧部位与动作。

有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舞蹈技术方法与细节。从典型技巧部位来看,以头部为典型部位并发展出技巧动作的,如维吾尔族“盘子舞”中的顶碗技巧,突出表现头部的稳定性与平衡性;“赛乃姆”里的“移颈”技巧,主要表现头部的灵活性。以腰部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傣族“孔雀舞”里“躺身吃水”技巧;藏族舞蹈“热巴”中的“扭腰打点”、“弯腰击鼓”技巧;蒙古族“盅碗舞”里的“板腰”、“旋腰”技巧等。以上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土家族“耍耍”的“靠手”、“翻扇花留手”、“双晃手”等;蒙古族的“柔肩”、“耸肩”、“弹肩”、“甩肩”、“抖肩”等肩部技巧。以下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藏族的“堆谐”的脚下打点的踢踏技巧;彝族“跌脚舞”的“一边一脚”至“十二脚”,“单穿花”至“八脚穿花”等技巧。这些高超的技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舞蹈动作技巧的种类来看,各民族舞蹈技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朝鲜族舞蹈的“分腿跳跃”、“燕式腾飞”,突出了滞空高度。藏族“热巴”的“躺身蹦子”突出了高超的跳跃技巧,舞者甚至在跃起中还可以捡拾起物品。维吾尔族竞技旋转技巧也堪称一绝,“跪转”、“空转”、“掖腿立转”、“平转”,突出了旋转的复杂性与难度。这种高难的技艺,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反映出各民族舞者对舞蹈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定程度后的巧妙运用。

二、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

将生态环境与文化相连并且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状况,这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下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⑩。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cultural core)(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的环境(土壤、气候等等)而发展起来,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的形成,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互动(11)。尽管文化生态学存在某种偏颇,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领域,两者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生态系统表现为环境及构成它的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12),因为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而以舞蹈作为核心,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当作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宏观、深入、多维地研究它们与舞蹈的交互作用与依存规律,这又是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

舞蹈生态学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舞蹈是在自然、社会环境中造就、发展、改变的。以舞蹈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影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习俗等。民族心理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某民族特殊的社会化过程而世代相传。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果”。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等都可表现民族心理。驰骋、游牧于草原的蒙古族舞蹈体态略向后倾、眼望辽阔草原、肩部松弛自如、步伐稳健有力、动作大开大阖,表现出强悍骁勇的心理特质,以及以草原为美、为骄傲的民族心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舞蹈语汇可揭示该民族的典型心理特征。

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团体表象”概念。他认为,一切来自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实际上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属于“团体表象”(1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意识即是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里,众人拉手、搭肩成圈,有节奏地踏步徐行,双膝微颤,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蹈,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